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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早把这个和他家说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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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学生占领立院与公民意识觉醒。
对于台湾学生占领立院,网上评议很多,大部分朝向个别的学生个人行为细节,并进一步地以显微镜放大,将学生的行动描绘成一群幼稚和脱序的闹剧。甚至连王大麻子兄都将之定位为「民主流氓」。
实际上这都是未能进一步审思的轻率评论,对于太阳花这种较大规模,获得社会多数人肯定的学生运动,当然会有少部分人的行为欠佳,甚至是恶劣。倘以此就说这次学生运动是民主流氓,甚至还有人将台湾这次为反服贸黑箱作业说成是文革式的民粹运动,显然是未窥这次学生运动的真正目的及其精神所在。
那么台湾这次学生运动是否就是民粹(民主流氓)或是非民粹的(公民意识的彰显)呢?首先,我们必须定义出,何为“民粹”才能进一步厘清这次学运的本质为何,而不至于流为偏颇评论。从“民粹”作为一个政治用语的历史沿革来说,“民粹”一词发源于俄罗斯,原意是与菁英政治对立的平民政治。后来这一政治语汇变调成了人民不理性的仇恨情绪,这种不理性恨情绪典型代表就是德国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如红五类对黑五类,这种充满仇恨,被挑动的非理性的情愫氛围就是民粹。民粹的产生是一个阶层或一个民族对另一个阶层或一个民族对一个民族的攻击,是人民与人民之间的撕咬。
而公民意识则不是,「一九七○年代,欧美各种新型态的社会运动勃然而兴,思想理论界也开始讨论这种现象。一九八一年秋季号的重要批判思想学报「目的」(Telos)上,刊出了近代德国思想大师哈贝玛斯(Jungen Habermas)的一篇文章「新社会运动」,从此以后,近代新兴的社会运动就被定了调,一个新社会运动的时代也被开启。
新社会运动 强调自我保卫
哈 贝玛斯的那篇文章相当抽象艰涩,它的意思是说近代的新社会运动已和老政治和老社会运动不同。老政治和老运动,基本上以阶级、权力和政党等为主轴,而新社会 运动则在体制和人民生活世界接缝的地方发生。体制的官僚精英企图以他们的权力将某些事强加于人民的生活世界上,这是一种生活世界的被殖民化和风险化,因此 新社会运动是一种社会为了自我保卫而出现的自主运动。因此,它不是简单的经济政治运动,而是涉及更多文化和生活选择的运动,因而新社会运动必然更加复杂, 也必须更加敏锐,它的运动特质也更加的新中产阶级化,它更像是个巨大的彩虹。用抽象一点的说法,那就是新社会运动真正在争的,其实是「一个社会的生活形成 的文法」,也就是生活世界的细部规范,它的运动表达也更有弹性,才能形成一个庞大的联盟。强化话语权 可有更多选项。」----《反核公民新社会运动的理论》南方朔
通过公民新社会运动与民粹之间的比对,可以很清楚的厘清,不管从认知论所谓的「主体性」,或从功利主义的「功能性」而言,二者都是不相同的,而且差异明显。
就社会学来说,民粹的产生更大原因是群己的压力,日本学者「柄谷行人」将这种人与人连续的部落以身份不明的「世间」作为说明。「柄谷行人」谈到,表面上看似和善敦睦的日本农村社会,看似一团和气,其实不然,这种和睦实际上是一种假象。因为人们为了害怕被「世间」所孤立,因此更多时候,必须违背自己的心意,营造出和谐的关系,以保证这几能得到「世间」的庇护。德国哲学家「阿伦特」则更直接地将这种视为「威胁与利诱」,这种家父长制直接以秩序轨范将个人行为局限在一定轨道上,不容脱序。个人就如同风中的粒子,没有自己的方向与思维,必须遵循社会氛围,否则就有被社会抛弃的顾虑。
因此,一个沉静和墨守陈圭的社会,看似风平浪静,实际是充满危机的一个社会。因为这个社会上的人,害怕思考,害怕自我意识产生,时时刻刻害怕被社会所抛弃。他们必须谨慎的坚守和众人一致的步伐,不能有所差错,以免成为社会中的异类。因此,活在这种社会中的人内心是充满恐惧的,他们最大的幸福祈求就是「平安」。所以活在这种社会的人,只能碌碌一生过着平安的日子,直到死亡为止。这种社会的人也注定一生不会有什么激情,更别谈文化与科技的发展了。表面的随和与内心的自闭,其实是这种社会型态的具体写照。
而公民社会的意识觉醒,是对自我这一主体的从新认识中产生,只有在认识到我本身的存在这种律令下,人才可能建构出道德意识和自由。而公民社会的真正架构,也只有在自由人与自由人之间,才能建立起来。缺乏个人自我意识的社会,根本不可能,也无法产生公民社会。这种自我意识的觉醒,才能把“人”当成道德目的,而非政治手段。新公民社会运动的兴起,正是这种公民自我意识觉醒的成果。
从2013以来,台湾多起的社会运动,都是从这种认知到实践而来的。套句「布赫迪厄」的话,这种“认知”是由于探索与反省,进而理解到未来的可能而做的实践行为。只有理解到其中的未来发展可能性,这种行动才能够引起广泛的认识与同情,进而凝聚社会行动力去贯彻。
台湾在经历20多年的民主洗礼下,社会已经渐次从专制桎梏中解放出来,公民自主意识也慢慢觉醒当中,也因此可以看到许多社会新兴的运动逐次的发展开来。这看在还属于家父长一是浓烈的地方,会产生许多不适应感,要求“乖孩子”与害怕家父长责任,成为内心的恐惧,虽然这其间还饱含着一定程度的政治颜色在里头。
概略这种家父长的指责,尤其是以站在道德高地的指责,正如一般社会舆论只会对社会某些犯罪行为的指责,从来不会去探究原因的发生究竟是在甚么地方。正如同对一个犯罪最简单的行为就是隔离犯罪者与社会之间的联系,以为这样就可以保证社会的安全。却从不反省,根本不改,原因永远存在其况下,同样的事必然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循环。没有解决根本原因,就无法根除后续相同的错误或犯罪持续发生。
从台海两岸看这次的太阳花运动,对比两边的社会观感与支持或批评,可以看出公民社会的诞生与公民意识的觉醒与否,绝对和民主制度的洗礼与否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也可以说,良好民主素质(公民意识)的产生,来自于民主制度的锻炼和实践,与传统文化无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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