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渡专栏】国家机会主义理论与改革“顶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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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机会主义理论与改革“顶层设计”

　　——野渡自渡人

　　在小平同志南巡讲话20周年之际，“猫论”与“摸论”都遇到了危机。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由此我们不得不反思30多年来的中国改革理论。

　　从文革结束，“两个凡是”主导中国政治的时代背景来说，邓小平提出“猫论”与“摸论”，显然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对于拨乱反正，统一改革认识，推进改革大业无疑是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就当时中国社会环境来说，改革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改革是全民族共识，改革也是世界历史潮流驱动，所以中国改革能够顺利推进。

　　今天，当我们从历史的高度，站在系统论的角度来审视中国的改革理论，也就是从客观角度来全面评价邓小平理论，我们发现，其实，邓小平理论更多的只是实用主义策略，很难上升到系统理论的高度。特别是引以为豪的“猫论”与“摸论”，其实就是一种投机策略，是典型的机会主义理论。这种理论对于一个人、一个小集团、在一个特定时间段来说，可能具有指导意义，但对于一个国家，对于一个民族来说，肯定是不适用的。然而，令人吊诡的是，中国改革正是运用这个机械、单调的投机理论，不但能够推开改革大业，而且还能够取得经济改革成功，并且这一理论还能够坚持三十年之久。这其中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凡事能够存在，必然有他的合理性。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全面了解过去和现在的中国社会民生状况。

　　鸦片战争以前3000年的中国历史，人口的超负荷与土地、资源、环境的有限性的矛盾斗争一直是中国社会利益争斗的主流形态。没有外力的干扰，没有内生的“制度”变革，有的只是改朝换代“法术”（即钱穆先生的“制度”与“法术”观）的循环游戏。可以说中国社会是一个完全封闭的自给自足、自生自灭、自大自狂的封建社会。1840年被打开国门以后，客观上说，中国社会就被卷进了全球化，它的所作所为完全不能自已了。西方人用契约经济游戏规则没有撬开***的大门，于是改用坚船利炮。一次次残酷失败的现实，让开眼的中国人终于感受到科学、民主、自由带来的威力。变法与变革、立宪与革命、和平与动荡，在中国演绎出了恢弘的历史画卷：太平天国起义、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宪政、辛亥革命、民国初年的混战、国民党的党治、共产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后的阶级斗争等等。作为落后国家，人们总想跳跃发展，总想超前发展，总想超英赶美，演变为一个新社会......

　　今天，纵观鸦片战争以来160年历史，我们发现，中国的变革既然是开放带来的，那就肯定是动荡的、跳跃性的。这些动荡、变革，包括战争等等发展到现在，中国人太渴望幸福生活了。这种发自本能的民生追求必然会演化成一股改革合力。时代呼唤改革家的出现。我们可以换一句话来说，贫困现状的改变是全社会的共识，不管是谁，只要一声呼唤，改革就会因此推进。邓小平就是顺应了时代的潮流。

　　生命之树常青，理论总是灰色的。无论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派论调，还是天下为公、自由民主的辛亥革命主张；无论是蒋介石军政、训政、宪政理论还是毛泽东阶级斗争、文化革命实践，都没有给渴望民生改善的中国人带来福音。宁要实在的民生改革，不要抽象的民主理论，成为国人的共识。这也就是没有什么高谈阔论，却广为底层民众接受的“猫论”与“摸论”能够存在的依据。

　　然而，不是理论的实用主义方法，却能够在中国风行30年之久，并且到今天仍然具有生命力，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但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其实并不是“猫论”或者“摸论”水平的高深，而是中国威权社会体制使然。邓小平正是借助于中国威权政治力量推行了他的理论。与此同时，为了排除干扰，他先后运用了真理标准大讨论争取文臣，对越自卫战争争取武将，“姓社”“姓资”不争论争取知识分子，农村土地承包争取农民，社会权利开放争取市民等等，从而使其理论得到最广泛的支持率，中国改革开放能够顺利进行......

　　既然“猫论”与“摸论”来源于改革权宜之计，必然带来投机主义倾向。用它来指导中国改革，则必然带来国家机会主义。久而久之无原则推广，必然导致国家机会主义泛滥。

　　在这种国家机会主义政策指导下， 一个政府在有关国家发展的施政方针上过度地不讲原则，只是根据当时的短期利益不计后果地作出权宜之择，会留下相当多的后遗症。最严重的后果之一就是造成政策的摇摆不定、朝令夕改，让公众对政府政策产生极大的不信任感。

　　这一政策对待民营经济情况就比较典型。1989年以后的最初一两年，执政集团要扭转改革开放的大方向、打击民营经济，曾重新强调公有制的主导地位，强行收回大量原先发给私人企业的贷款，其后果导致大批民营企业破产，使众多民众失去了工作机会。但到了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后，又再次肯定民营经济的作用，当时又在全国掀起了下海经商潮，之后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中国加入WTO，民营经济空前发展。但到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国又大搞国进民退，限制民营企业发展......如此反复，对民营经济这种拉锯式的“肯定──否定──再肯定 ──再否定”过程造成的负面影响极大，民营企业主对政府的政策缺乏信任。今天的民营企业家害怕被清算，民间资本大量外逃就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产生的。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国家机会主义理论下，政策的摇摆不定导致中央政府必须不断地制定各种新政策，或者是否定以往的旧政策来维持统治的合法性，其结果是不断调整利益格局，从而导致利益集团不断做强做大。而在这种变态政策刺激下，各级政府官员却不断利用一个又一个新政策出台的机会，前赴后继地推进着中国大面积的贪污腐败与黑社会化的进程，以至于今天民怨沸腾、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终于迫使政府不得不进行“顶层设计”。

　　何谓“顶层设计”？“顶层设计”原本是工程学概念，是指运用系统论方法，对工程项目涉及的各个层次、要素进行统筹考虑和整体设计。运用到社会改革领域，“顶层设计”是自上而下从经济、社会、政治体制等方面对改革的系统谋划。“顶层设计”就是对以往“猫论”与“摸论”的彻底变革。在今天改革形式下，是无法再“瞎抓”和“乱摸”了。用政府的语言说，改革已步入“深水区”，需要打“攻坚战”；用学术的语言说，几乎人人得利、无人受损的“帕累托改进”的改革阶段已经过去，现在进入有人得利有人受损的阶段。

　　相对于“瞎抓”、“乱摸”的国家机会主义政策，“顶层设计”显然完善得多，但究竟如何上升到系统性，并作为新时期指导中国改革的理论，显然，今天的“顶层设计”还不够。自去年中共在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改革要“顶层设计”以来，“顶层设计”就成为流行中国的一个政治概念，从专家学者到政府官员，但凡谈到改革，言必称“顶层设计”。尽管高层已经提出一年多，由于没有明确注解，这一理论究其目的性、系统性、纲领性、权威性仍然比较空泛，值得怀疑。特别是近来学者们的对“顶层设计”的内涵也有分歧，有些学者甚至明确表示，对“顶层设计”的未来很悲观。这与笔者的看法相同。这并不在于其理论内涵的莫衷一是，而是中国政治环境和条件使然。改革潮起潮落，理论朝令夕改决定了“顶层设计”很可能会像以前其他的政治新名词一样，喧闹折腾一阵，也就烟消云散了。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改革的悲哀。

　　改革任务千头万绪，但最为重要、最有颠覆性的改革就是要从传统威权社会过渡到现代民主社会。政策和策略是一个政党的生命。没有策略就没有政策。在缺乏政治强人领导改革的时代，改革理论的推出显然不可能像南巡讲话那样一蹴而就。系统的改革理论如同任何重大行动一样，必须有很好的规划设计，注重策略问题，同时还要注重推出的时机问题。毫无疑问，用当初真理标准大讨论方式，或者说用开放舆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大辩论形式，充实和完善“顶层设计”理论，然后用它来指导改革实践，显然是当下切实可行的途径。

　　可以说，今天中国的“改革”之所以会出现如此摇摆不定、反复无常后果，完全是由当初改革理论缺乏或者不完善造成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顶层设计”理论必须对今后的改革方略、改革目标、改革路径与改革策略进行系统整理，全面规划。这也事关中国改革下一个30年的全局性谋划。即将召开的十八大将进行换届选举，但愿新一届政府能够运用全新“顶层设计”理论克服过往改革政策的摇摆性与不彻底性，改变国家机会主义政策现状，为建设一个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社会公民化、文化多元化的现代化新中国而努力奋斗。（2012年3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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