婴灵的超度与心理安慰为什么？ _ 也谈曾国藩与左宗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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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12日的文化副刊，发表了陈辉同志的随笔《曾国藩与左宗棠交往逸事》，读后觉得很有意思。本人对曾、左之事略知一二，想接着说几句。
　　曾国藩和左宗棠都是近年来读书界的热点人物。之所以“热”，与当今的时代主题有关。我们的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曾、左都曾以复兴中华为目标，也都为此做出过努力和贡献。甚至可以说，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任务就是在鸦片战争之后，从曾、左所处的时代开始的。
　　世人“右左而左曾”，即偏袒左宗棠而不以曾国藩为然，尽管说有道理，但我觉得还是不够公平。首先，曾、左不在一个重量级上。按照传统的说法，“不朽之事有三，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左传》语）。单从事功上讲，曾国藩既是湘军的创始人，又是湘军的统帅，是大清朝建立正统后第一个拥兵自重的汉人。清朝是满人坐天下，只允许汉人当兵作民，不允许汉人当统帅、作主人。可曾国藩从办团练着手，硬是发展起了一支由汉人做统帅的军队。咸丰十年（1860年），在曾国藩已经做到了署理（即代理）两江总督、次年就要得到实授并节制苏、浙、皖、赣四省军务的时候，左宗棠才因为曾国藩的推荐，率五千人赴江西、皖南与太平军作战，以此起家，两年后升任浙江巡抚，逐渐成为封疆大吏，开始自己较为独立的事业。在扑灭太平军的过程中，左宗棠承担了曾国藩全盘部署中的一部分任务，而且不是最主要、最关键的部分。太平军建都的天京（即南京）是曾国荃打下来的，左宗棠和李鸿章只是协助。在洋务运动中，左宗棠也只是承担了曾国藩开创的洋务运动的一部分，而且也不是最重要、最关键的一部分，洋务运动是由曾国藩开创、由李鸿章、张之洞发扬光大的。左宗棠此后经营西北，功勋卓著，但从整体上看，没有什么事功超越曾国藩。左宗棠的道德文章，也未必比曾国藩好。有《曾文正公全集》和《左文襄公全集》在，自然不难分辨。曾国藩以提携人才为己任，扑灭太平军后，出现“天下督抚半湘军”的政治局面，对近代历史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毛泽东早年写下“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公”的名言，也还是很有道理的。
　　那么，为什么早在当日，就会出现“右左而左曾”的倾向呢？我认为原因为三：
　　其一，左宗棠后来督办新疆军务，收复乌鲁木齐、和阗等地，遏止了英俄对中国西部边境的侵略。晚清历史是备受列强欺辱的历史，从鸦片战争开始，无论是战争还是外交，很少有获胜的。所以，有谁能领导国人打一两次胜仗，就会得到朝野上下、和战两派乃至全国人民的忠心拥戴，还长久地激励着后人。曾国藩在处理天津教案时，在外国人面前表现欠佳，备受当时清流派指斥。与左宗棠相比，单就这一点上就失色不少。即使如此，也应该指出，曾国藩办理天津教案是在办外交，而左宗棠战新疆是在指挥一个具体的战役，本来就不好比的。弱国无外交，这是至理名言，没办法的事情。
　　其二是当时清廷有意抑曾而扬左。前面已经说过，清朝是满州人的天下，决不会放心让汉人领兵坐大。可太平天国兴起，清朝原有的国家军队——绿营兵已经彻底腐败，对付不了内忧外患，不得已才让汉人领兵作战。太平军一旦被扑灭，甚至在太平军被扑灭之前，清庭就盘算着如何对付曾国藩了。清庭采取的办法其实很简单，就是离间之计，挑起汉人军事、地方领袖之间的不和，把左宗棠从曾国藩的湘军系统中剥离出来、抬举上去，以收相互制衡之效。在一个专制国家，统治者的意志往往决定社会舆论，晚清的社会舆论不可避免地要向左宗棠倾斜。其实曾、左都是靠军功兴起的汉族封疆大吏，思想意识大同而小异，殊途而同归，没有太大冲突。左宗棠为曾国藩撰写挽联，“同心似金，攻错若石，相期毋负平生”，就很能说明问题。
　　其三，是普通人对浪漫主义的追求。生活的主流是平淡、平庸，所以大家都渴望浪漫、离奇。与曾国藩相比，左宗棠就有几份浪漫和离奇。曾国藩是经科举考试选拔出的国家栋梁，在当时属正途出身。左宗棠科举不第，入幕为僚，所以纵有经天纬地之才，也没办法象正途出身的官僚一样，青年点翰林、中年任封疆、晚年入宰辅，只能靠“出奇制胜”。史书称左宗棠“喜谓壮语警众”，曾国藩说“季子喜言高”，是实事求是的。左宗棠给湖南巡抚作师爷，因敢于言事被人参奏到咸丰皇帝那里，胡林翼、曾国藩上折担保，为左开脱，并声称“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左宗棠志大才高，以“今亮”（当代诸葛亮）自许，直言不讳，在晚清官场实属难得，也值得后来者学习。曾国藩也曾志大才高，以唐朝的郭子仪为榜样，要“手携两京还天子”，在京城磨练数年之后，终于知道了世事艰难，才收敛了棱角，尽量避免清庭和满蒙贵胄的猜忌，讲求和衷共济。湘军的兴起，很大程度上靠的就是曾国藩隐忍不发、求同存异。所以，我觉得可以偏爱左宗棠，但没必要贬低曾国藩。（2001年10月15日）